6月23日18:00，“半亩方塘”读书会第五期在人文学院会议室举行。本期阅读分享的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的重要代表作《叫魂》。

本次阅读会由我院乔纲老师担任引介人，杨慧莹、叶婧、张青、周琪、张妮、刘莘瑶、杨洪贵、李梓英豪等8位同学作了重点分享。陈慧云、程敬敬、陈敏敏、古思敏、晏义康、柴雯莉、赵晶晶与会并参与了文献阅读交流。本次读书会由李梓英豪主持。

首先，乔纲老师对《叫魂》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他对本书所蕴涵的中国的文化、权力与制度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了阅读文献目录的重要性。

接下来，8位阅读分享人就本书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理解与感悟。

李梓英豪立足于历史背景为我们分享了《叫魂》的主旨，他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角度分析了清朝时期整体时代特点。经济角度，首先是农业方面，美洲高产作物的引入以及大规模的垦荒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作物的产出，直接导致了清朝人口的激增，也就演变出了叫魂这一系列事件的重要驱动要素也就是流民问题。商业上，地方商帮兴起，贸易规模效益进一步扩大，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但同时地方贸易发展不均衡，通常只集中在某个特定大城市，且数量相对少，无法吸纳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多余生产力，也是流民问题的一大产生背景。文化方面，大兴文字狱，中央与皇权对仕人合大众压制较为严重，对官僚来讲这样无疑更容易引起他们对于地方事务的过分谨慎以避免中央不必要的责罚，人民也是在日渐封闭的言论环境中一同变得更敏感，更容易恐慌，也直接导致了叫魂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杨洪贵分析了《叫魂》一书中的几类主体。一是普通民众。在国家内外较为安定的时局下，怪力乱神和迷信是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一部分。红薯、玉米、花生等农作物的引进，解决了大量人口的温饱问题。从而人口损耗低，但就业机会少，大量人口无就业，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人们在一个矛盾急剧激化的，道德不断堕落的社会中，想通过辛勤的劳作来改善自身的状况，但腐败的司法制度让人们难以容忍，没有一个人会指望从这个专制统治的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人人趋利避害，牺牲他人（社会当中的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官府发动清剿运动则使得潜在的妖术恐惧变成了生存的竞争，冤冤相报的敌视变为了相互攻击。人人都获得了一种“权利”，中伤他人和指控他人的权利。二是官僚系统。弘历清剿的最大障碍便是官僚们的官场恶习：隐瞒情报，进行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以富尼汉为代表的官员们便是如此，讨好皇帝的欢心，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互相“捂盖子”。三是君主。对于案件的发生，尤其是剪辫，生性多疑的弘历便产生了合法性的焦虑，觉得此次案件便是有人以此来反对满人的统治，试图反清复明。当然可能也是弘历动员官员对叫魂案件的彻查是为了驱策和整肃官僚们，强化对官僚机器的控制和君主的专制。在本书第十章有这样一段话：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善良——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利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利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叶婧认为，本书作者一步一步地从乾隆年间各种叫魂妖术事件引出其中真相，以及统治者乾隆表面坚持妖党存在威胁王朝统治，实际上借题发挥，他真正要打击的并不是所谓的“妖党”，而是要更进一步加强专制君主对官僚体系的控制和对令他不满的风气进行整肃。德清县妖术事件让乾隆察觉出官僚体系中的“官官相护”“结党营私”“隐瞒不报”的行为有使自己统治被钻空子和架空的可能，于是他需要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叫魂》描述的是乾隆时期的一次事件，也可以在此看出，君主专制体制下，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通常会借用其他的媒介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借盖吴起义削弱佛寺势力，一可使劳动力从佛寺中脱离投入军队增加兵力，二也变相消灭佛寺和地方起义军勾结反叛的潜在因素。唐朝统治者向来尊道教，到武则天时期一反先例，对佛教极力扶持。而遵行佛教，是武则天认为自己乃菩萨降世，依《雨宝经》云“东方有一天子名日月光，乘五色云，来诣佛听，实是菩萨，故现女身。” 她自起名为“曌”，意为“日月凌空”，因经云天子名“日月光”。武则天正是借此依据给自己的统治造势。

  刘莘瑶指出，整个“叫魂”事件所涉及到的最核心的问题，便是包括弘历在内的满清统治者挥之不去的、如影随形的“合法性”焦虑。众所周知，满清王朝是少数民族通过军事征服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政权，而征服的暴力与“合法性”存在矛盾与悖论。作为满族统治者，他们对于自身的“正统性”一直没有确切的信心。在汉人的土地上，如何让自身的血统显得高贵，是困扰满清统治者的一大难题。弘历上任初期，加大了对发型要求的力度，即我们常见的前半部剃光后半部续辫的满式发型。满人认为，这种发型是勇猛，坚毅，朴素的反映。而汉人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满人的发型是“阴性”的代表，缺少阳刚之气，汉人以精心蓄发为美。至此，便出现了叫魂案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发辫。在弘历上任初期，一切剪发辫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对满族的排斥，蔑视以及对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怀疑。但是作为执政者，并不能自己说出这种不利于自己政权地位的话语。于是聪明的朝廷便将剪发辫这种行为与危害到大一统帝国安定谋反罪联系在一起。对于在江浙地区蔓延与全国的叫魂事件，最大的特点便是剪人发辫以作法，于是，1768年叫魂事件爆发时，我们可以在弘历的朱批中看到他对叫魂案件的恐慌。并非他对于这种“巫术”本身的恐惧，而是他对于叫魂所涉及到的核心的发辫问题，有着作为统治者原始的慌张。我们可以在弘历同各地官员的书信中看到，他巧妙地避开了所有让人联想到满清统治的合法性的字眼，而是有引导性地把叫魂案归于不正当的有谋反威胁的行为。

  张青指出，本书聚焦于1768年，这一年的中国社会充满神秘色彩：一个传言在民众间传开：有人在施行一种叫魂妖术，只要拿到一个人的某样东西，例如毛发、衣服等，就能够获取这个人的精神，吸取其灵魂，而这个人会生病，甚至死亡。这股妖风冲击到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乾隆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盛世，由美洲引进的各种新作物，使得人口数翻了一番。当时，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商业活力与人口增长正在创造出一个既生机勃勃又相当稳定的社会。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高度商业化的网络市场，城市和农村地区紧密相连。即使各种消息，都会随着商品和商队的流动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去。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那时的人们生存压力变大，贫富差距的夸大和对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恐慌，都是人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和敌意。这里让我觉得人们很容易被未知事物的恐惧产生影响。

杨慧莹讲述从《叫魂》这本书中，学习到了在谣言涉及的群体里，社会弱势群体既是谣言制造者的诱饵，也是谣言传播的受害者。而书中说到“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在这次恐慌中，被怀疑和迫害的人多为和尚道士乞丐。而叫魂跟广大民众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所谓“叫魂”的谣言，能够直接取人性命；而剪辫子的举动，在发式跟政治合法性紧密相连的满清帝国，同样能够置人于死地。从这种角度来说，妖术谣言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就在于它跟广大民众的恐惧感一拍即合。其实这场闹剧是谣言引起社会骚动，有人利用骚动做一些不法之事谋取利益，所以大众的不安心理和乾隆的政治敏感引起了蝴蝶效应才引发了这个社会的动荡。

  张妮指出《叫魂》一书反映出当时社会整个官僚体制和它的效率，以及背后隐含的政治意义。在官僚体系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妖术”仅仅是一个 “资源”。一方面它是官员用以向皇帝邀功、建立政绩的凭借，另一方面也是向官僚体系中其他官僚、治理辖区内的普通百姓展现权力的一个舞台。同时她也指出在“叫魂”事件中，人们在利用它陷害他人，污蔑清白。他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想要的东西。萧山衙察乘机敲诈；德清县的和尚制造“叫魂”恐惧。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一个撕裂的口子出现，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将口子撕得更大，把手探出去，期望摸到什么。甚至乾隆也在下意识地利用这个机会惩罚他不满意的官员。这场闹剧是当时社会的悲哀，已经显示出大清帝国开始走向衰败的势头，这样一个看似太平的时代实则是悲剧的前夜。

乔纲老师对各位同学的分享汇报表示肯定，并进行了逐一点评。同时，乔老师又将《叫魂》拓展至民俗学，为同学们讲述了身边所发生的巫术经历，并与各位同学探讨了对“叫魂”的认识。最后乔纲老师还指出《叫魂》一书所蕴涵的权力运行机制至今仍然适用，并用实例加以证明。他希望我们能用辩证的眼光阅读文献，注意其学术价值，不断挖掘本书的理论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