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主题：1.合作与对抗：历史视域下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

2.哥伦比亚大学游学谈

时间：2020年1月5日9：00---11：40

地点：A0905

研讨人：陈明、王娜、高欣、李山、颜治平、颜世颀、李银生

根据公管系《905研讨规约》，经过认真准备，2020年1月5日上午在A0905公管系办公室举行了第2期专业研讨活动。研讨的主题内容题目已于2020年1月2日发送给全体参与研讨的人员，本次研讨由李山、颜治平就研讨内容进行主题发言，各位研讨人就发言内容展开了深入讨论。现就研讨活动，综述如下：

一、主题发言

李山在发言中认为这次选择的题目比较大，包含的内容比较多，是自己近期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章的一些心得，可能不太系统。但这种粗线条的梳理、跨度大的分析、观点上的概括性，或许更能提供一些引人深思的启发，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相互关系，从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可以简单概括为合作与对抗。

李山认为该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来自于社会又超越于社会，国家是避免社会冲突、防止社会解体的产物，国家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和公共性两大特点。依附性体现为阶级性，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最有实力的社会阶级的统治工具，具体表现为政权的掌控者；公共性来自于社会，来自于社会性，国家不能完全是阶级的利益，否则也难以为继，因此国家也要维护公共利益，不能脱离社会，这样国家的统治性与公共性之间就存在互动关系。从生成方式上看，社会是自然自发性的，社会不会消亡，社会有自己的内在性的自然式发展规律，更多体现为一种自然过程；国家是理性建构性的，作为政权是可以消亡和更替的，更多体现为建构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作为理性的人为建构，具有不可避免的理性有限性和局限性。现在的社会建设，更多体现为一种共同体建设，应体现在维护社会的自发性自然性上。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具体体现在两个领域的权利（权力）义务配置上，表现为具体的连接点就是财政问题和代理问题。

从财政问题上来看，国家或政权核心问题可以看成是国家财政汲取能力问题，财政汲取能力的强弱标志着国家生命力的强弱，国家通过提供国防、司法、公共产品等基本服务方式，换取社会的财政收入，维持自己的运转；否则，由于国家本身是不创造价值的，钱从哪里来？财政视角应该是理解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最基本、最简单朴素的角度，我们可能在有意或无意地淡化这种交易性关系。

从代理关系上来看，中国传统国家形态体现为三大类的治理主体，即君主集团、官僚集团和民众集团，三大集团可以分为两类，“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君主具有治官权，官僚具有治民权，君主的治理是通过官僚集团来展开的，形成了君主、官僚、民众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的困局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君主通过官僚了解情况，官僚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往往是不可靠的，不仅会“目标取代”，也会以君主的名义追求私利，“假公济私”，因此君臣之间具有不信任感。而传统儒家“民为邦本”的观念，君主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更接近于一致，因此君主往往会信民不信官。实际上君主、官僚、民众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并非铁板一块，比如官僚与民众出现矛盾，君主该如何处理？如果涉及的民众少，反弹小，君主往往会维护官僚；如果涉及的民众多，反弹大，君主会搞掉官僚，以平民愤。所以官僚的职业风险很大，现代社会也一样，在中央集权的科层官僚体制下，官僚尴尬地位是必然的，君主不会犯错，也不会受处罚，这有助于理解现在的社会现象和治理体系。

李山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县官的俸禄少，县财政匮乏，财政始终不足，有时候县官需要自己雇佣其他人员工作，财政缺口如何弥补？因此传统社会的乡绅社会治理，主要通过县官、乡绅、村民三类集团实现，县官与乡绅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财政的汲取，对税赋的征收，对农民的榨取，而通过衙役实现的财政汲取过程中，又包含着县官的、乡绅的、衙役的私利，导致农民负担非常重，出现黄宗羲定律式的悖论：轻徭薄赋的改革，往往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增加税赋。这种现象和新中国成立后，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天天喊减负担，负担不减反增现象一脉相承。

传统中国社会也有严密的地方自治制度，比如保甲制度，这似乎又与“皇权不下县”不一致？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美好的，农民生活很艰苦、低下，这与政治制度、自然环境都有关系，形成传统社会整体治理能力不强，农民以最低限度的生存为目标，以活着生存伦理为逻辑，注重利益，不讲诚信，不讲规则，形成资源稀缺制约下的利益争夺，日常生活中的暴力长期、普遍性存在，暴力冲突是乡村社会中的常态，淮北的叛乱、陕北的匪患，成功的如刘邦、朱元璋，建立政权，没有成功的就是叛乱、匪患。此种状态下的农民形成两种性格，一方面保守，臣服于自然，听天由命；另一方面好斗，有暴力倾向，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没有建立稳定的国家体制，短期和平，长期动乱，朝代更迭频繁，格局千年未变。

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时，李山认为主要体现为三种类型的国家社会变迁模式，即总体性模式、经营性模式、合作性模式。

总体性政权模式体现在1978年以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性很强的政权，基于革命的属性，暴力性体现明显，体现这种暴力性的方式就是高度集中严密的组织，这种高度集中不仅是组织上的集中，更是思想上的集中，有崇高的意识形态理想和高度智识自信，形成凝聚社会的粘合剂。但理想与现实也出现差异，中共八大以后的跨越式推进作法，促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根据城市优先、工业优先的策略，国家对社会的财政汲取，不能通过对外殖民方式进行，实际上通过对内殖民方式进行，这种财政汲取方式比如统购统销、集体劳动、大部分劳动产品上交，带有总体性的特点，形成人民公社制度性汲取、支配体制。但这种体制在产生之初，天然隐含着自我消亡、解体的因素，所以1978年后，80年代初中央设立乡级政府，人民公社就退出历史舞台。但人民公社的影响与逻辑并没有终结，今天的社区建设类似于这种逻辑思维的延续。

经营性政权模式出现在1978年以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整个国家体系也出现了经济化的趋势，带有经济性、经营性。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出现，起到了转移农村社会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减少了乡村社会富余劳动力带来的社会隐患；同时，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财政包干的制度，约定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乡镇更是一个企业。后来出现的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诸侯经济，形成地方保护，隔阻了市场，中央财政能力小，地方财政能力大，中央权威受到影响，于是对税种进行重新划分，好的税归中央，差的税归地方，共享税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成。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地方的税种多数与土地、房产相关，导致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是发展与土地、房产相关的行业，不关心实体企业。城镇化的目标使得地方政府开发土地、房产更具有正当性，但钱从哪里来？实际上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城市、经营城镇，把城镇化的成本都转移到了购房者身上，形成了政府的土地财政，实现了从对农民的汲取向全民汲取的跨越。这种经营性模式还体现在当下中国农村，农民上楼、拆迁等方式，加重了农民负担。2006年以后农业税的取消，导致乡镇无收入，财政更匮乏，村两委无事可干，出现了“悬浮式”政权现象；为了解决税费改革出现的问题，采用了转移支付的方式，通过项目具体实现转移支付，“发包、打包、抓包”的项目化乡村治理，体现了经营性的政权模式。

合作性模式是将来研究的问题，乡村与国家的合作关系，不是早期的合作制，而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多元主体角度的全新国家社会关系模式。

李山主题发言后，颜治平根据自己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修三门经济学专业课程的求学经历，围绕美国大学教育、数学与经济学关系两大问题，作了主题发言，分享了在世界著名高校游学的感想心得。

颜治平说哥伦比亚大学每周有三天的空余时间，周五没有安排课程，每周都有专业讨论课，讨论课由助教主持，四节讨论，学生可以选择，讨论主题事先布置，课程的学分比较高，学费比较贵，有每周的作业，有期中期末考试，占比不同，班级里没有班长学习委员等设置，宿舍里也没有舍长，任课教师上课都没有使用PPT，而是板书，教师上课不点名考勤，教室里可以吃东西。总体感觉美国大学生活的特点是：空余时间多，学生有更多自己支配的时间；讨论自由，也更注重学习中的讨论；学校服务好，比较注重对学生的课外的专业性帮助，比如学校有职业设计中心，可以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方面的帮助，有写作服务中心，可以为学生提供写作方面相关的帮助，有医疗服务中心，可以在学生需要时提供医疗或心理方面的帮助；美国教师的上课显得更精炼深刻，更能把握课程内容的核心和关键，更注重课堂内容的论证过程，不是简单的提供知识和结论。

颜治平认为美国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很多，前些时间经济学的研究比较注重学科交叉，后来行为经济学受到关注，注重对人及人的行为的研究，从更本质的角度看，是对人的偏好的分析，现在博弈论的研究分析方法比较常见，广泛应用于垄断分析、竞争分析、商业数量战分析、商业价格战分析、商业战分析，以上经济学的研究分析中都应用到数学，因此数学对于经济学而言，成为了基础性的工具。颜治平还从偏好分析、需求函数、线性条件、拉格朗日函数、帕累托最优等数学角度，系统分析论证了科斯定理。颜治平认为科斯定理的证明，用例子也可以解释，数学工具的证明更简洁优美，但并不一定是必要的。

二、问题回应

在研讨的交流阶段，每位老师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对于研讨交流中的问题，都作了相应的回应。

颜世颀认为李山的发言从历史维度谈国家与社会关系，跨度比较大，从传统到现代，针对发言内容，颜世颀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来判定君主集团与民众是一致的？民众与君主有更多的相似，现代社会是否也存在这种关系？李山认为这种一致性是从意识形态上来看的，没有民众也就无所谓君主，君民是相互依存的双方，是依存性一致，并不是二者具体利益的一致。民众属于秩序，官僚更具工具性，官民冲突不可调和的时候，君主会站在民众的一方，因为无民也就无帝制了。

高欣在研讨中表示，很佩服李山脱稿讲了一个多小时，讲的大历史，很有趣，值得学习。高欣认为这种历史图谱跨度大，实际的历史生活中可能还有其他形式，不一定仅表现为合作与对抗，从微观上看，应该添加一些过渡性的内容，标题上仅讲了合作与对抗。从历史角度，视域比较大，是否需要划分年代？我自己偏好细一些。还有就是在国家理论上，国家来自社会的观点是否具有合法性？李山回应说这是简单的讨论，中间里面会有很多的细节，比如民众集团里面，不仅是农民，还包括地主。对抗和抗争也不是仅仅表现为暴力性的，还有很大非暴力的对抗形式，比如社员的虚假顺从、磨洋工、偷懒，非暴力的对抗形式非常丰富，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介绍得更多。国家理论是比较多的，国家属于公共性的纽带，也如涂尔干讲的“集团意识”，诺齐克认为国家是众多团体间竞争的结果，社会上共同体有很多，胜出的共同体为国家，罗尔斯则认为国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

王娜在讨论中说，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上，关注过国家在乡村社会的代理人问题，这类群体变化比较大，是否关注过建国前后到现在乡村退伍军人问题？我自己从山东档案馆查找到一些资料，档案很多，涉及到隐私。建国初期乡村社会有国民党投诚的军人，很惨的，也有50-60年代的伤残军人，一直到90年代，我研究发现退伍军人在乡村社会，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话语权，以及是否成为乡村政权代理人，有一个从弱势到强势的演变趋势。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提供一下？李山回应认为乡村代理人是可以分类的，有宰制型的，有保护型的，有盈利型的。人民公社时期有社队干部，与传统的乡绅不同，公社干部是政府雇佣的，队干部是土生土长的。现在乡村的村干部是代理人，但乡村能人不是代理人。转业军人成乡村干部贡献比较大，可以用访谈的方法获取一些资料。具体这方面的资料，接触少，不知道，自己也没有。

陈明认为研究是不是可以从围绕当代乡村治理逻辑，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事权与财权关系的逻辑角度，来展开变迁研究？分税后，地方承担了大量的事务，但财权不匹配，以江苏为例，苏南地税比国税好，苏北国税比地税好。李山回应认为乡镇企业本来就是替代性的，在政府推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乡镇企业转制成为了私人企业，分税制只是一个因素，促成基层政府行为转变的逻辑，是多因素的，任何一个现象的产生都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从财政的角度来认识政府的行为是一个比较好的角度。

李银生认为这个研究让人打开眼界，收获颇丰，总体感觉是一个西式的学理知识谱系；二个法律关系问题，即国家与社会以财政为链接点的交易关系，君主与官僚的代理关系；三类治理主体，君主集团、官僚集团、民众集团，官僚、乡绅、民众；四种关系变迁类型，总体性的、经营性的、悬浮性的、合作性的。在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时，是否可以从中国自己的哲学基础或学理基础出发？有没有中国本土的学理基础上的解释框架？李山认为目前中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很难脱离西方的知识体系，这也不影响对问题的深化分析和认识。

三、小结

本次研讨活动发言人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回应人提出的问题，针对性强，交流互动深入，有思想上的碰撞，观点上的交锋，体现了学术研讨的深度，达到了切磋学问、共同成长的目的。

研讨当天上午天又下冬雨，天寒路滑，地湿风大，所有人如约而至，体现了真心向学的可贵精神。